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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郑永年在以《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》为题的演讲中指出，一方面我们要避免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庸俗化，另一方面，不能只把“高精尖”的“颠覆性技术”视作新质生产力的唯一答案。

“新质生产力”不是一个学术概念，而是一个战略性的概念。郑永年认为，要把“新质生产力”放在“中国式现代化”的背景里看。

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“五位一体”的布局——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。

郑永年强调：“‘新质生产力’提出以后，社会上有各种解读，我看到最极端的有两个：第一种是说‘掼蛋也是新质生产力’，这是一个极端；第二种是说一定要实现‘颠覆性技术’才叫新质生产力，这也是一个极端。这些说法说错也不错，说对也不对。如果掼蛋也是新质生产力，那什么都是新质生产力了。而‘颠覆性技术’则是少而又少——如果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算，到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，过去250多年恐怕只出现了三次颠覆性技术。”

郑永年认为，从世界经济史来看，无论是欧美的发展还是亚洲日本和“四小龙”的发展，所有成功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、成为发达经济体的社会，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实现了“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”。尤其是对于大的经济体来说，没有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，这个经济体很难成为发达经济体，大部分会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

对于产业升级，郑永年强调，要有正确、科学的理解。“一般人对产业升级的理解是：今天生产鞋帽，明天生产电子产品，这就是产业升级，像亚洲‘四小龙’就确实是这样。但是别忘了，一直生产鞋帽，生产附加值也可以一直增加。”能增加单位产品附加值的经济活动，都可以把它称为新质生产力。

当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，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正成为核心驱动力。郑永年认为，未来的现代化如果离开了互联网、离开了人工智能，就不能叫现代化。

围绕着互联网与人工智能，现在各个国家发展出了不同的模式。郑永年把它们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类。

一是美国模式。美国是以发展为绝对导向的经济体，将其形容为“原始资本主义2.0”，特点是资本完全坐大，政府监管缺失甚至没有监管。

“美国虽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，但在联邦层面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几乎空白，仅有的几项总统行政命令也面临挑战，甚至有声音呼吁为了与中国竞争而尝试废除这些监管。这显示出美国完全的发展导向。”

二是欧洲模式。欧洲倾向于规则引导。由于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对滞后，欧洲的发展模式是防守性的，是想把市场转化为规则。

“很多人都非常羡慕欧盟模式，但实际上欧盟繁复的合规框架和严格的规定反而限制了自身竞争力。大家去看，现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竞争，都是美国公司之间的竞争，欧洲公司没有份。”

郑永年表示，“工业4.0”概念虽然源自德国，但除了一小部分传统产业在进步之外，德国没有产生新产业。欧洲作为历史上的创新高地，当前却过度强调民主、人权等意识形态议题，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。

三是亚洲模式。研究新加坡与越南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做法，将其称为“全面开放、有效管理”模式。在这两个国家，所有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皆与西方世界保持同步，均可无障碍访问，但同时两国实行了一套有效的管理体系。

“新加坡在互联网管理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，不仅高效有序，而且迄今为止并未引发重大负面事件。越南也效仿新加坡的做法，特别是在成为CPTPP成员国之后。”

四是中国模式。相较之下，中国模式在人工智能领域体现出明显的监管导向。与美国偏重商用技术发展和技术应用推广相比，中国则更专注于监管机制的构建，包括人脸识别、信息收集和监控等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效。

“在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的版图中，中美两国占据了主导地位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欧洲和日本，尚处于劣势且短期内难有显著改观。”

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文明地带在哪里？经考察西北地区、京津冀、长江三角洲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等地，郑永年认为，中国的新文明地带分布于这几个地区：北京、长江三角洲以及粤港澳大湾区。

对比来看，北京在基础科研领域有坚实的基础，有许多优秀的大学，但应用转化能力相对较弱，大量科技成果转向其他地区落地。长江三角洲也有其优势，但在生产能力上粤港澳大湾区更显突出。可以说，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新工业文明的策源地，但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做。

郑永年表示，粤港澳大湾区凭借产业链、供应链、基础科研优势，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大有可为，需要大湾区11座城市避免“内卷”式竞争，以金融合作为抓手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。“如何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在‘一国两制’下的‘化学反应’，构建一个高效的创新体系，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。”　（度川）